坚守正道与人性探问：评话剧《正道沧桑之百年树人》
穆童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2025年11月11日，反腐倡廉话剧《正道沧桑之百年树人》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进行了重要演出。这部作品由达州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委与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创作，并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的资助。该剧取材自四川本地的真实案例，以“正道”与“沧桑”作为其核心的精神主轴，将廉政这一公共性命题放置于深厚的历史语境与复杂的人性结构中进行审视。在当下主题性创作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该剧的价值并非仅停留在“宣传”与“教化”的基础功能层面，而是致力于在戏剧的美学体系中，构建一个关乎公共伦理、政治人格与社会责任的艺术场域，引导观众在接受审美经验的同时，完成对自我与所处时代的双重审视。

       一、思想内核：从反腐到正道之坚守

       《百年树人》的思想高度，超越了单纯对贪腐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其真正的力量在于它对“正道”二字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哲学层面的追问。在剧中，廉政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表层的法律条文约束，而是深化为一种深植于“百年植树”这一意象的公共服务精神和文化自觉。

       “百年树人”这一命题本身，便赋予了剧作强大的历史纵深感与厚重性。剧本的叙事线索设计精巧，它以“植树”与“育人”的双重隐喻彼此交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支撑全剧的磅礴精神内核。剧作巧妙地引入了老革命家周永开数十年如一日将荒山变为林海的坚守事迹。他提出的“共产党员的职务可以离休，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能离休”的誓言，被确立为衡量一切公共伦理与政治操守的历史性标尺。这个标尺并非抽象的说教，而是具象化的、历经时间检验的“正道”。

       剧本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严格规避了将“廉”与“腐”简单地对立为非黑即白的二元结构，而是深入挖掘了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在复杂的人情世故的牵绊之中，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的心理轨迹和细微转折。剧中人物对于清白操守的坚守，与其说仅仅是对外部制度的畏惧和服从，不如说是对自身业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的忠诚与维护，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忍”与“不为”。这种对个体道德谱系的深度、细致剖析，使得廉政这一主题从相对单薄的政治口号提升为关乎民族精神永恒向度的文化自觉。

       因此，该剧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对一两个腐败分子的批判，更深层次上，它承载着对一个民族公共伦理谱系的重新确认与庄严的文化呼唤。它试图回答一个历史性问题：在一个社会不断经历“沧桑”变迁的过程中，支撑我们前行的“正道”究竟是什么？

       二、戏剧结构的匠心与张力：镜像叙事与现实熔铸

       《百年树人》的戏剧结构承担着连接历史“沧桑”与现实“警示”的关键重任。剧作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平铺直叙，转而构建了一种具有“回音壁”效应的结构形态，以年轻干警肖勇与公安局局长郝建功的“镜像式”人物关系为核心展开。

       剧本精心设置了一个处于当下困境的年轻干警肖勇，他所面临的道德考验和职业抉择，与公安局局长郝建功的抉择构成强烈的戏剧性对照的剧情。剧作通过倒叙、插叙以及舞台上两个人富有深意的精神对话等手法，让往事的光芒与阴影直接投射到现实人物的内心深处。这种结构上的纵向穿插与多维时空交错，极大地增强了剧作的厚重感和艺术冲击力。这种结构上的张力，使得廉政命题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不断重演、不断考验人性的母题。

       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剧作成功避免了冗长、枯燥的说教倾向，而是将廉政的原则内化为激烈的戏剧冲突点。在情节的推进上，剧作紧密结合了党纪国法与社会现实生活，使得廉政的原则直接具象化为人物的行动和选择。作品在素材选择上，使用了近年来扫黑除恶、拆迁纠纷、招投标、经济犯罪等重点领域的典型案例，这使得故事具有强烈的现实代入感和即时性警示意义。观众不会感觉自己是在看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在审视自己身边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问题。

       在高潮部分，结构的设计旨在促成两种价值观的正面、彻底的交锋：是选择维护个人的小家庭、小集团利益，还是选择坚定地捍卫公共的大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结构张力由此被推向顶点，并在历史“正道”的见证下，完成了对当下道德困境的戏剧性、充满力量的解答。这种精巧的结构设计，既确保了叙事的流畅性和可看性，又极大地增强了主题的震撼力，使观众在情节的步步紧逼中，切实体验到道德选择的步步惊心和沉重代价。

      三、 人物塑造的深度与典型性：在人与制度间游走

       剧作的人物塑造，是支撑其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的坚实基石。在廉政主题的创作中，最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是脸谱化、符号化的“好官”与“贪官”的简单设定。《百年树人》在人物刻画上展现了对复杂人性的充分尊重、理解与探寻。剧中的核心人物，无论是最终选择坚守了“正道”的，还是不幸堕入了“沧桑”泥潭的，其内心都是一部充满矛盾、挣扎与痛苦的伦理史。他们并非是先验的圣贤或天生的恶徒，而是在时代潮流、家族情感、体制惯性以及个人欲望的多重力量裹挟下的普通人。正是这种“普通人”的设定，让观众能够产生共情与反思。

       例如坚守者年轻干警肖勇，他的清廉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或轻松的姿态，而是一种带着痛苦、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后天道德选择。他必须正视并承受“清廉者不得志”的现实困境，承受来自亲友的不解、怨怼与压力。这种对清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的细致展现，使得肖勇的人物形象更具现实的肌理和悲剧性力量。他所代表的，是对公共伦理的清醒认知和后天选择，是一种带着巨大痛苦与牺牲的坚守。肖勇的内心斗争尤为深刻。他不仅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黑暗势力的威胁与腐蚀，更要面对“镜像”中，即公安局局长郝建功所代表的那个可能堕落的未来自己所产生的深切恐惧。他看到郝建功的堕落轨迹，警醒自己：坚守正道需要持续的警惕和痛苦的自我斗争。这种人物设定与内在张力，极大地丰富了角色的深度。

         再例如迷失者郝建功，他的堕落，是从对“特殊情况”或“例外”的自我开脱开始。他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对理想信念的逐步背离。这种根植于人性弱点的悲剧性处理，不仅使得角色更加真实可信，也使其最终的命运更具冲击力与深刻的反思价值。剧本致力于捕捉郝建功“变质”的细微瞬间，展现权力如何在潜移默化中腐蚀人心，使一个原本的公共服务者逐步沦为欲望的奴役者。他并非一个概念化的反面人物，而是悲剧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体。

       郝建功最终在被纪律审查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救赎与灵魂洗礼的悲情曲线，深刻揭示了腐败滋生链条中，情感诱因和体制惯性如何相互作用，一步步将人推向深渊。迷失者往往以“为了家庭”“为了事业”等看似高尚的借口，去实施了本质上最为自私、侵害公共利益的举动。

          另外，白薇薇这一角色的设置，也是剧作对社会环境进行反思的重要一笔。她从一个淳朴的农村女孩，蜕变为黑恶势力的冷酷代表，其价值观的扭曲历程，既是个体命运的沉沦，也是社会环境的投射与缩影。她作为郝建功的情人，成为权力异化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的沉沦，有力地印证了权力与欲望如何共同构筑起对公职人员的“亲情围猎”和“情感陷阱”。

       这种塑造策略，使得剧中的人物都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性：他们是某一类公共伦理缺失或坚守的社会镜像，而非孤立的个体事件。观众在他们的命运沉浮和复杂纠葛中，完成了一次严肃的自我对照与伦理反思，认识到“正道”的坚守，需要全社会、全过程的努力。

      四、 舞台意象的符号学与视觉诗学：氛围的构建

       优秀的舞台设计绝不是简单地对现实场景进行复现，而是要通过视觉符号的提炼与组织，营造出与主题相匹配的精神场域。《百年树人》的舞台美学，旨在创造一种既具历史“沧桑”感又具现实警示性的氛围。该剧的灯光与色彩运用尤为出色。例如在表现剧中人物沉溺于网络主播打赏的情节中，分割的上下舞台空间以及冷暖色的对比，为观众提供了直观的“情绪表达”，同时也推进了剧情，大大节约了故事时间。再例如在结尾处，郝建功的亡妻和年幼的儿子在暖光中现身，规劝这位曾经的打黑英雄，突显出人情与人性。

      结语：

       话剧《正道沧桑之百年树人》成功地在一个明确的主题性创作框架内，实现了艺术手法的复杂化与思想内涵的纵深化。它规避了政论剧创作中易犯的空泛、生硬之弊，而是以结构上的精巧设计和人物上的深度剖析为支撑，将廉政教育这一严肃命题转化为了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和艺术震撼力的剧场叙事。

       该剧的持久价值，不仅在于其对当下社会伦理秩序的有力维护与重塑，更在于其通过对“百年树人”这一富有文化底蕴的母题的挖掘，激活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精神源头的追溯与承诺。它有力地证明了严肃的主题创作，完全可以，也必须在艺术本体论上追求极致的凝练与深刻，最终达到政治教育意义与剧场艺术震撼力的圆融统一。《正道沧桑之百年树人》无疑为当代中国话剧如何在承担其必要的社会功能与保持其艺术纯粹性之间寻找平衡，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典范。它以其深刻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叩问：在一个不断经历“沧桑”洗礼的岁月洪流中，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个体又该如何持守住那条关乎民族精神命脉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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