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四川省艺术创作促进中心（四川省艺术基金中心）承办，中国文化报、四川天府演艺集团、四川省歌舞剧院协办的“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将于8月30日至10月17日在成都举行。本次展演共推出12部剧目，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交响乐等多个艺术门类。

展演期间同期开展剧目评论工作，通过精选已有评论和向青年评论者、专家学者约稿等形式，发布该剧的评论精选、青年短评、专家约评，从不同层面与角度为观众提供剧目的精彩解读和评析。

以经典作品透视时代议题

——浅析音乐剧《青春之歌》的解构与重塑

刘欣悦

经典文学作品如何在改编过程中与当下观众产生共情，是当代艺术创作需要研读与破解的课题。

1958年，杨沫先生所著经典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以半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女大学生林道静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的动荡时艰中从一个迷惘青年渐成为共产党员的自我蜕变之路的经典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等多种艺术样态。然而，2025年它以音乐剧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闯入公众视野，并以其流畅的文学表达、浪漫的音乐语汇、细腻的角色塑造和新颖的呈现形式赢得了受众的心灵回应和业内的广泛认同，而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为原著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续加了又一抹亮点。

与既往改编相比，本剧创作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当代审美与观演诉求发生深刻变化的现代环境中，经典文学作品如何通过音乐剧的艺术形式被重新认知。对经典的再创作，从来不只是形式转换，而是伴随着两个关键创作技法：一是“解构”，即对原有叙事结构、人物设定和表达方式进行取舍与重组；二是“重塑”，即在新的艺术语法中重新确立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情感输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音乐剧《青春之歌》构成了一次值得言说的创作实践。

音乐剧《青春之歌》用“音乐剧思维”对原著作品进行了多维度“解构”，在文本构建、人物设计、角色塑造以及情节处理上，由里及外，由浅入深地将这部文学作品“立”于舞台上。

文本：忠于原著小说的“舍”与音乐剧文本的“得”。原著51万字的体量，广为人知的电影版大体选取其三分之二的内容，而音乐剧在120分钟的标准时长里，必须要对其进行“割舍”，否则将导致音乐叙事无法承载。故音乐剧《青春之歌》只引用了原著三分之一的内容，并在有限内容中选取并提炼核心事件与关键人物，让文学作品宏大叙事的精髓，通过舞台实现剧情铺陈和人物塑造。也正因为“音乐”作为叙事必要组成部分，文本取舍才具有实操性。

遵循音乐剧故事要通俗易懂的创作要求。这一要求在林道静的成长线中体现得尤为清晰。故事主线即为林道静的思想启蒙、追求自立、勇于抗争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路旅程。剧中，林道静每一次转变都对应一首曲目，思想启蒙即曲六《关于青春》中，林道静说“青春是徘徊在谋生和谋爱之间”，而卢嘉川说“青春是向时光的赊账，唯有奋斗才能将它还清”，这是林道静第一次对于青春有了新的定义——寻梦与追梦。曲八《我要挣钱》是林道静迈出追求自立的第一步，她要通过自身的能力实现人格独立，正是在求职的过程中她切身体会到了人间甘苦和人情冷暖，令她萌生了想要改变社会现状的动机。在曲十五《一起来抗争》中，那个奔忙在“工农商学兵”之间动员民众与旧时代抗争的身影便是觉悟后的林道静，这是她接续卢嘉川未竟的事业，迈出投身理想的第一步。最后一曲《我是海燕》是林道静这一程成长之路的自我宣誓，“我是海燕，用翅膀丈量青春的路漫漫”，当她再次来到当初欲轻生的海边时，她已在血泪浇灌的经历中，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不畏艰阻、自强自立的有志青年。

此外，在情节设计上运用舞台艺术的“蒙太奇”手法对原作文本进行了多重叙事，通过音乐节奏与舞台空间的快速切换，将文学作品中分散于不同章节中的事件，重构在一个具有强烈情绪爆发力的戏剧段落。如曲十五《一起来抗争》中，剧目并未完整讲述林道静号召“工农商学兵”投身救国救亡运动的全过程，仅以“这夜很沉重、这夜很庄重、这夜很凝重”三个唱段便完成了从自我介入到传播真理、再到动员民众的情节交代。通过舞台空间“平行蒙太奇”手法的巧妙运用，将原著中宏大的集体行为转化为可被直观感知的精神投入，以多个场景、多组人群的递进式表现、营造出共御外敌的民族觉醒和全民抗争。

秉持音乐剧人物要鲜明突出的创作特点。音乐剧演员需要通过舞台表演所兼具的唱、跳、演完成人物建构，在有限的剧目时长内给予受众置身其中的情感同频，故而人物宜精而不宜多，性格与行为设定鲜明便于区分。音乐剧《青春之歌》首先将原著中的卢嘉川和江华合二为一，将其塑造成勇敢、坚毅、奉献品质的化身。其次，为增加剧情的悬疑色彩，增设孙副官这一人物，他作为暗中安插在胡梦安身边的特务，为胡梦安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剧目将核心人物设定为7人，人物因其不同的身份定位形成一幅动荡时局中的人物群像侧写，即觉醒者林道静、播火者卢嘉川、利己者余永泽、谋权者胡梦安、被感召者白丽萍以及监视者孙副官和事件参与者王晓燕。

角色：“红白黑灰”式的人物让角色有血有肉。主旋律音乐剧给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尴尬于人物的脸谱化塑造，但《青春之歌》选择以“红白黑灰”式的角色塑造手法，打造人物的多面性。相较于原著对卢嘉川、林道静热血色彩的塑造，反派胡梦安这一人物则是“黑中带灰”。他对林道静爱怨交加，对自己坚信的主义奉行到底，其身上体现的人性复杂，使观众产生一种夹杂着惋惜与反思的情绪共鸣，而非简单的道德判定。于是，当他的结局来临，观众不是大快人心，反而是一声叹息。剧中的关键先生余永泽则是“白中有灰”的设计，他并不是“老夫子”形象的单一价值符号，而是融合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仕途之路的现实考量、地主阶级出身的自我局限与生性谨慎的自我保护于一身的复杂个体。他清楚时代的方向，也认同理想的价值，却在现实面前选择更为权衡利弊的谋生路径。白丽萍“交际花”的角色设定，应是灰色地带的一员，但本剧的这一角色则是“灰中泛红”。在逢场作戏、人前周旋的外表下，涌动在她心中救国救亡的暗流，是受林道静的行动感染后的热度重燃。因而白丽萍一出场便给人一种熟悉且陌生之感——她美艳但不媚俗，风情却不风尘。正如她唱词中写道的，“救自己尚有温度的梦，趁它未寒”。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剧塑造角色时的“色彩意识”有隐喻地引导观众思考“人性”自带的复杂性，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通过剧中人设展现作品和判定人物的价值立场。

原著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兼具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的红色经典文学，如何将上世纪30年代的故事“转译”至80年后的共情，音乐剧这一流行文化的艺术打造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但与其说是音乐剧遇见了主旋律题材，倒不如说是主旋律题材亦可借助音乐剧的形式“转译”成为正能量的承载体和动力源。

主题：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时代议题。纵观音乐剧市场不难发现，无论是百老汇还是英、德、法、韩音乐剧，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气质。百老汇音乐剧展现着自信、开放、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的戏剧精神，德式音乐剧有着严肃、严谨、细致的德国气质，法式音乐剧以其特有的浪漫、不羁的法式情怀而流行，英式音乐剧难掩的贵族气质来自于其深厚的民族传统，韩式音乐剧则以多元的形态呈现，将音乐剧的演绎空间拓宽成社会和心理的橱窗，以上这些深层次的文化底蕴是经过多年的积淀而产生的，也为其音乐剧打上了鲜明的标签。而回到中国音乐剧本身，我们又以哪些精神内涵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呢？

音乐剧《青春之歌》给了一个参考答案——“爱”。这一主题选择并非是价值观的直接呈现，而是通过具体情感的外化得以诠释。《青春之歌》将“爱”确立为情感核心是因为这一主题能够在不同价值取向之间形成可引发共鸣的连接。

剧中展现了爱的多面，有对国家的大爱、理想的热爱和情感的挚爱，以及同行者之间的友爱。林道静对“爱”的理解是从爱自己转化为爱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卢嘉川是对“爱”的执着，是对国家、对民众的担当，是把生命交给信念的炽热。余永泽对“爱”的解读是在时代洪流面前，安身立命、执手爱人的精致利己。胡梦安是对“爱”的执念，是对感情的占有、对仕途的攀附……在“爱”的驱动下，是人生十字路口不同的“选择”，而选择，恰是每个时代都会给予每个人的共同命题。

音乐剧《青春之歌》非常精准地提炼了原著中的关键词——选择，将1930年代的成长故事以“选择”为题连接并构建起与当代青年沟通的桥梁和心灵的互动。因为这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终将面临的课题。林道静在剧中面临的三种人生道路的选择，即余永泽的安逸度日、胡梦安的荣华享乐和卢嘉川的热血理想，与当下青年面临的是“躺平还是摆烂”“佛系还是内卷”的困境何其相同。尤见剧目结尾处的四重唱《选择》，通过卢嘉川、余永泽和胡梦安各自表达对于如何“选择”人生之路的理解，与林道静的回答相呼应，递进阐述何为“选择”、因何“选择”的议题。与其说它是1980年代前四个角色对“选择”的读解，不如说是与当下青年就“选择影响并定义人生”展开对话的“青春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剧目在舞美设计上亦在强化这一核心概念，它作为主题的视觉化延伸，以“人生的十字路口“为核心，在舞台上形成了多道景片的可移动装置，通过其转换与组合，营造出“倒影”“悬浮”等视像，给人以旧时代终将倾覆，个人命运如何翻转的视觉隐喻。如果观众有留意舞台的整体布局便会发现，剧目已经通过一个正中心箭头的朝向给予了答案——向前，向前。

以上基于故事结构、人物设定、主题选择等方面的“转译”路径之所以能够成立，还需要音乐剧文本（即歌词）与音乐本身的支撑与表达。

词作：让中文音乐剧回归文学语境。这是一部叙述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谓“现实”就是真实还原原作背景下的人物与事件，让曾经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实”进行对应与呼应，这其中包括语言方式、语法运用和语境营造。音乐剧的重中之重是“懂音乐的词作家”与“懂文学的作曲家”在创作中的珠联璧合。本剧总导演/编剧甲丁是有千首作品傍身的词作家，近年来在音乐剧领域更是硕果颇丰。以国内音乐剧为例，如果说一部音乐剧看下来，能有两三句好词在脑海中留痕，观众便知足的话，那么当音乐剧《青春之歌》看下来，观众却会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原因在于剧目歌词密度之大、文字笔法之精，让观众实感承接力过载，看罢之后直呼“上头”。比如余永泽出场曲目《两同心》便以“词牌”名作词，用近乎炫技的笔法串联起余永泽的人设、情感和思想。卢嘉川的个人独唱《问与不问》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完成西方音乐剧中主要人物“我是谁”的唱段，寥寥数语便足矣令人泪目，在给予人物文学化塑造的同时， 用角色的语境构建心境、强化情境。正是对文学性的执迷，赋予了本剧高雅脱俗的艺术质感，使作品在审美层面具有清晰辨识度。

能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好故事，听到的不只是几首好音乐，同时还能读到几行好的文字，这是音乐剧是否能在受众的记忆中和情绪里留存的价值和意义。

音乐：以兼收并蓄的特点引发当下的声感共鸣。“兼收并蓄”指的是音乐剧的音乐本身就以多元化为特色。音乐剧在20世纪初称为音乐喜剧，表演形式受19世纪盛行的多种综艺节目影响，讲求多元化。因此音乐剧经常融合各种现存风格，包括古典、爵士、流行和摇滚等，同一剧目中经常出现不同时代风格的乐曲。音乐剧《青春之歌》的音乐格局有着显著的宽泛与新颖，“重金属”与“古典乐”的有机融合，曲式与曲风的有序掌控，通过旋律的起承转合，构建一场书中、剧中和当今社会每个人的情感共振。剧目囊括了独唱、对唱、合唱等经典音乐剧必有的声乐曲式。本剧既有《选择》中四人的流行与美声的四重唱，也有《两同心》《心·问》《是临别 是久别 还是两别》的对唱，摇滚合唱的《青春中国说》《我是怒潮》《一起来抗争》等热血曲目。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剧中的音乐表达，即符合“曾经时”的听感审美，也对应“现在时”的声感共鸣。每个角色都有其鲜明的旋律与节奏定位，而将全剧音乐串联起来则像是一部完整的声乐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