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樊明君，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秘书长、一级编剧

戏字半边虚，浮沉尽在游戏里，情丝千缕真，悲喜落调凡人间。话剧《长安的荔枝》，以科技感十足的游戏风格演绎岁月长河中小人物绝境下的良知觉醒。活泼轻松，新颖有趣。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就这样一个路人皆知的梗，透过剧中不同角色人物的口多次反复出现，这样的念叨，不仅没有引来疲劳，反而为全场的演绎带来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的共鸣共情。主角荔枝使李善德在讲这句台词时甚至只讲了前面一半，后面的“开心”二字居然由台下观众席间的你我他不约而同地哄笑着给接上了。台上人物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交流，也在那个一闪而过的外卖小哥和“我骑马来的不喝酒”等间离言行的信手拈来中丝滑演进。

几个群演在不同场景中扮演不同角色，全程游戏，半玩半耍，把数学王国里的抽象科学用戏剧舞台上的形象科技轻松展示，发着荧光的库书、行进中的船舶和叙事交代等场景，都在充斥着科技感的荧光棒调度中完成，由古今向未来的寓意深入浅出，一目了然。

“想要荔枝保鲜，你别摘下来啊”“一颗长安的荔枝，多少民众家破人亡”，剧中的重要台词出现时，舞美与音乐同时出现的闪烁与强音，就像一行行文字当中出现的一个个着重号，一条条下划线，或者一段段加粗加黑的变色字一样，似一句句警世名言，发人深省。

贡荔荒诞事，长恨千古思，话剧《长安的荔枝》一个关于良知的动人寓言。

《长安的荔枝》从人物、舞台、光影、台词到意象，层层铺展，在历史外壳下，其实也在叩问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里的选择。

李善德只是一个想在长安买下小宅子的平凡官吏。从最初的懵懂入局，到奔走岭南，勘破层层盘剥与官场诡谲。当李善德向船老大高高扬起鞭子的那一刻，舞台所有喧嚣骤然收束。

舞台设计极具巧思。多层可移动的幕布门是点睛之笔，它们自由开合、重组，可化作岭南连绵群山，可做江河渡口，亦能切换长安官署。不用繁复实景，依靠构件的推拉重组，便完成空间流转，一景多变，把五千里路途浓缩在一方舞台。动感的光束带动叙事节奏，放大了人物内心的焦灼、奔忙与挣扎。倘若舍弃现代光影，以更古典的方式演绎，故事当然成立；但这样的现代表达，恰恰消弭了千年的时空隔阂。

大部分对白直击人心，仅有少数段落，大段密集台词在快速调度下，吐字清晰度略有损耗，稍稍影响接收。但瑕不掩瑜，许多对白久久回荡，把“上面一句话，下面无数人奔波”的沉重娓娓道来。

全剧最震撼的意象，是从天而降的红绸。

红绸是荔枝成熟的丹红，是驿道火把的火光，更是无数底层百姓、驿卒、船夫，连同昆仑奴在内，一条条鲜活生命的血色。

世人只记得“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浪漫，舞台却撕开诗意的外衣，这红绸是荔枝色，更是众生血色。

荔枝送达之时，红绸缓缓落下，覆在李善德身上，如一张殓布。任务完成后，那个想安家度日的李善德已然死去，留下来的，只是王朝的一枚“荔枝使”螺丝钉。红绸有多艳丽，底下的牺牲就有多苍白。

故事终了，李善德舍弃荣华，流放岭南。他没能改变时代，没能护住身边珍视之人，可他守住了内心的良知。

坚守，未必是力挽狂澜，而是看见洪流里所有无名者，明知不可为，仍不愿被洪流同化。

千年之后，我们，或许都是某个时刻的李善德。

话剧《长安的荔枝》，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轻：故事讲得轻松、自然，带着一股游戏感。导演的调度里处处是“讲”——这是在讲故事给你听：叙述与表演自由切换，现代元素随时跳入，格子间里的白领、送单的骑手与唐代官差同台共“卷”；戏曲的龙套艺术被用得风生水起，一群演员时而是官署里互相推诿的文吏，时而是驿路上奔驰的快马，时而是岭南的荔枝树，时而是五千里山川本身。群像在角色、道具与景物之间流动，像一块随时可以重组的积木。

事故，是这个故事的发动机，它全部的底气。

所谓事故，就是开场那一记闷棍：九品小吏李善德，一个善良、老实、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底层小人物，在一场酒局里被同僚合力甩锅，稀里糊涂接下“荔枝使”的差事——要在贵妃生辰前，把岭南的鲜荔枝送到长安。而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两地相距五千余里。

事故的势能来自这组极端的错位：任务荒谬到不可能，人被安排在任务里；人物越善良、越无辜，这口锅就越重。善良的小人物被丢进不可能的任务——他能不能送到？要拿什么来换？悬念在事故成立的一瞬间自动生成，此后全剧不再需要向观众索要信任，只需要交代闯关。保鲜实验、经费筹措、路线规划、官署推诿、杨国忠的威逼……层层通关，每一关都是任务的戏剧结构化。这是戏曲传统的“一人一事”。

只要事故还在，怎么讲都是真的，观众都会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