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精神内核，而非表面标签

——评现实题材主旋律话剧《谁在敲门》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陈律言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谁在敲门》改编自罗伟章先生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川东北的农村，喻荣军先生的改编在最大程度上贴近原著，是典型的现实题材舞台戏剧作品，近两年相继看过由怹改编创作的《觉醒年代》《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次的《谁在敲门》又是一部具有挑战性的“大部头”，而这也是喻荣军先生和王筱頔导演继《大道》之后的又一次联袂合作。

去年秋天，王筱頔导演在四川人艺做过一场讲座，题为《寻找作品最独特的戏剧价值创作漫谈》，看完由其执导的话剧《谁在敲门》之后，我想借用导演自己讲座的题目，谈一谈这部作品最独特的戏剧价值。我认为就是作品当中的二十好几个人物，抛开了脸谱化方式，如导演所说“不粉饰、不矫揉造作”，使得每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张力和人格魅力，是一部十分鲜活的群像戏，是忠于精神内核、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主旋律话剧，而不是贴表面标签的、喊口号的，因此，哪怕是3小时的演出时长，观众也是能坐得住的，我坚持一个朴素的观点：“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演给人民看的，只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戏，那就是主旋律戏”，这种主旋律戏更像是涓涓细流，通过平缓叙事来传递艺术美感、明理传情引发观众共鸣和深思。

都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但在这部戏里，许春红这位大姐才是真正担负起家庭甚至家族重任的角色，由重庆市话的王弋扮演，她已经在《河街茶馆》里演了十多年的幺姨妈了，我个人觉得许春红和幺姨妈身上是有着些许共通之处的，比如都有着一股子坚韧的劲儿，都有着川渝地区女性的豪爽和真诚，还有就是都说方言，看戏之前我有些害怕王弋在拿到这个角色之后，她会不会觉得太熟了？演了十多年这样类似的角色，会不会就演“油”了？但看完之后，我发现还真的没有，反而比既往的角色创新了不少，演技也更加细化，许春红这个人物隐忍奉献，其身上有着长女身份带来的责任枷锁，是家族秩序的维护者，因此才有了操办父亲生日宴、调解兄弟矛盾、揭露四喜谎言等等一系列的舞台行动，她的最高任务是以道德权威守护家族伦理，从第一场戏开始，她开门之前先打开门口的鞋柜，取出两双拖鞋摆放规整；在幺儿子春晌不吃晚饭就要离开的时候，她“砰”地关上了门；面对春明就李光文干儿子、干女儿送礼一事产生的疑惑，她马上做了带有戏谑口吻的解释，就是要表明她们夫妻俩也不想收礼，但确实劝不住，而且碰到赶场的时候，自己还要为这些老乡操劳、付出；当何老三掏出一摞钞票要给李光文的时候，她怕春明、父亲会多想，就赶忙劝李光文带着何老三进房间去办；当父亲自己起床后用冷水洗头，并且说是怕麻烦她们的时候，她带着有些埋怨甚至斥责的语气，表明自己是孝顺父亲的，她怕外人会说闲话，更怕大哥、二哥念叨她；到了第三幕，四喜再一次骗了家人、骗了申晓菲的事实败露，是她把真相向申晓菲全盘托出，都说“劝和不劝分”，但这个真相也只能从春红这个人物口中说出来才契合整个规定情境，因为她良心上过不去，这一点上借助原小说当中“取消红灯笼”这一事件更容易理解，这些种种行动都是人物内心的外化，但是她内心深处的道德洁癖跟现实之间是不可调和的，那么她就会自然地“用更大的勇气换取自己的新生”，因此就有了她最终的结局。

李光文是许春红的丈夫，也就是家里的大姐夫，他精明、务实，算是个能人，虽然剧目当中没有展现太多他对村民的付出，但有少量的台词做了提示，他为老百姓其实办了不少实事，为李家岩村民筹钱修公路、救山火等等，他知道春红善良、有道德，所以万不敢让她知道“人脸鱼”的真相，把道德困境转化为自己生存的方式，正如春明所说，这个姐夫在李家岩，真的是无所不能，但他在人面鱼这种大事上确实是犯了糊涂，他坚守一种自我，但失去了本质，最后接受的是法律的审判。四川人艺演员李淼饰演这个角色，首先在体态上，导演就给了他一个“大肚子”，李淼非常得心应手地把这个造型化到了自己身上，仔细观察他的舞台行动过程，由于腹部前凸，所以他身体重心向后偏移，腰部向前挺，步伐沉重拖沓，还有明显的“拖脚”细节，上半身经常轻微晃动，这些戏应该都是生活观察所得；他有一整柜子的茅台酒，好像还有散不完的“红壳子”的好烟，一闲下来就要补觉、一睡觉就打呼噜，喜欢盘手串、经常打应酬麻将；在语言习惯上，喜欢通过拉长字腹、轻收字尾来塑造一种权威感，这种种的表现方式简直都太典型了。李光文还是一个特别能拎得清的人物，在春明这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眼里，何老三这样背景复杂的市侩商人，可能是不值得取信的，但是李光文就觉得何老三够义气、讲诚信，没有小心思，不坑一分一厘的昧心钱，这种靠生意往来的弱关系是信得过的，反而是跟自家人合伙才是信不过的，而且像是春红要一手操办岳父的生日宴这种事，他是支持的，但是在岳父进了医院，需要有人决定是否继续治疗这种事上，他是不会过多参与决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女婿，而不是儿子，然而他又非常频于利用家人之间这种强关系，比如希望春明这个三舅帮忙关照自己的女儿，再比如让春明托人帮忙解决演唱会的门票，还有他只选择了向春明一个人直接袒露“人面鱼”的真相，这一点上也很有意思，一方面是他觉得春明这个已经走出农村的典型人物，虽然只是个编辑，但也算是见识过职场甚至官场上的“套路”的，另一方面他觉得春明基本上已经跟李家岩断了连接，这个三舅子就像是已经远嫁的“外人”一样，他也就没有太多的顾虑，而对待不同的家人，他又有不同的态度，形成不同的社会距离和关系亲疏，在他身上淋漓尽致体现出的是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家里的老父亲许成祥，年龄设置在八十多岁，谈到这个角色不可避免就得说到他身上最典型的事件，偏心幺儿子，如果没记错，剧本里有提到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了，自己拉扯着这一帮儿女成家立业，春红的台词里有提到，母亲去世的时候春明才五岁，大姐春红十二、大哥春山十九、二哥春树十七，春晌才两岁还不会走路，被送人的幺妹更莫说才几个月大，所以这个老三和老幺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跟父亲许成祥关系非常之密切的，这也许是老父亲偏爱幺儿子的原因之一；不难想象，这个“老汉”年轻的时候，把大儿子、大女儿到小幺儿5个孩子一个个地送进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何况原作当中还是7个孩子，这个“老汉”是不容易的，而且整场演出看完会发现，这些孩子除了稍许抱怨父亲偏心以外，对父亲是没有其他怨言的，这就证明这个父亲应该是称职的父亲，只不过他老了，但他觉得自己抚养子女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他只能通过住在幺儿家里，用春明每年微薄的三千块钱赡养费来贴补幺儿子，这是我觉得他偏爱春晌的另一个原因，毕竟父亲也说了“春晌情况具体些”；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剧中提到早年间把小幺妹送人了这件事，因此父亲也可能是把对幺妹的愧疚投射到了春晌身上，老伴临死之前都还在说要把儿女拖大了才能死，所以这是他和去世了的老伴心里过不去的痛。

跟很多观众的反应一样，第一次坐在剧场里谁都认不出来这个老父亲是由四川人艺演员姚东伯扮演的，他在《金沙江上那座城》里饰演三线建设时期的文艺青年，在《隔离》里饰演中年丈夫、中年儿子，这次的人物塑造同样很成功，这个角色的最高任务我认为就是维系家庭表面完整、表现出对其他人物的不同反应，姚东伯做到了。父亲这个角色特别喜欢打圆场，第一幕开头，大女儿春红和小幺儿春晌针对小儿媳玉玲的事，起了少许争执，他见幺儿尴尬，赶忙打岔似的咳嗽，说自己冷，怕是要生过场；春明把他撂到春红家，不一会儿就要走，春红带着情绪关上门，这时候父亲是那么激动地、仿佛使出浑身解数地、大声朝着窗户嘱托幺儿摩托车要开慢点，摩托车的声音逐渐远去，他才有点哀伤地坐回沙发，他微微地耸着肩，脖子往下倾、背也佝偻着，因为这时候人物的内心是怯的，更是不自在的，但他又不能让这场面冷下来，哪怕他连春明的孩子名字叫什么都记不清，但又只能硬着头皮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春明聊着；还有一个父亲打圆场的典型事件是春红说到父亲偏心幺儿是怕幺儿媳跑，这个时候春红大胆说出幺儿媳要离婚就让她离，父亲开始哭，他怕幺儿的家真的散了，但过了一阵又被春红哄笑了，人物情绪转变得特别自然、真实；而当他听到大女婿说起自己跟何老三的经营时，他慢慢地起身，要去上厕所，他知道这些事他不该听；还有幺儿不想留在大女儿家下棋，以下棋也没人看为由想去找幺儿媳的时候，他不慌不忙、恰到好处来了一句“我来看”。除了用打圆场的方式维系家庭关系以外，父亲这个人物有自己对其他不同角色的独特的态度和反应，比如他跟大儿子许春山压根没说太多话，但他紧张长子儿子四喜是否到了哈尔滨还在行骗，他担心大儿媳在浙江吃苦受累；而他对二儿子是有稍许不屑的，所以只有在二儿子出场和说话的时候，他的腿一直都是翘着的，对于这个初中毕业，有小聪明没大学问、缺少担当，而且有些破坏门风的儿子，他是有态度的。他是想活下去的，他想“活到一百岁”，但是当他躺在病床上听到自己的儿女们为了自己的生死而争执，我相信他肯定是听到了，他流泪了，但自己也留不住了。

正是在原著、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共同努力下，有了这些各种各样性格特征、千姿百态的鲜活人物，这部戏观众喜欢，在当下充斥着所谓的、形式的“大戏”“大剧”话剧市场上，话剧《谁在敲门》是一股清流，不能让演脱离实际的“形式大戏”成了时尚，更不能不管条件允许不允许，观众能不能接受，都想尽办法去演出“大戏”，要真正发扬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总结发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正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行文至此，我想我也终于看懂了这部作品最独特的戏剧价值。

最后，我还想聊一聊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从序幕开始的物理敲门声与尾声表现出来的时代叩问形成了一种互文，这的确指涉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冲击，但这绝非作品想要表达的，反而我倒认为这部作品体现出了城乡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第三幕当中没有走出农村的贵兵对四喜的规劝，这才呼应了罗伟章先生的题记：“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而这唤醒了许春明这个走出大山的知识分子对贵兵的重新认知，他终于发现贵兵就像是燕儿坡的那些山、那些树，燕儿坡的空气和土壤给贵兵这样的典型人物孕造出了一种定力，这象征的正是知识分子对乡土价值的再发现。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透过树梢，那片山、那条河被映照成暖黄色，而“一瓦刀一瓦刀抹房子”的贵兵将会在故事设定的2011年之后的新时代创造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当代农村精神家园，这才是“生”。

文章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

图片来源: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